論文知識網,正規可靠專業的中高級職稱論文發表機構!

400-6800558

服務熱線
當前位置:首頁 > 職稱論文范文 > 綜合職稱論文 > 犁向西北:遼朝上京道農業發展軌跡

犁向西北:遼朝上京道農業發展軌跡

來源:論文知識網作者:zhaobianji時間:2019-09-12 14:14

  摘要:遼朝上京道的農業發展趨勢基本上是由東南向西北推進,這與遼朝勢力擴張的趨勢大體吻合。其每一步發展都有背后的原因,或是為了解決對農產品的需求,或是為了平衡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或是鎮守西北駐軍的后勤供給需求。上京道的農業勞動力構成以漢人、渤海人為主,契丹人依舊保持游牧傳統,這是二元制統治的具體表現。在契丹故地以及遼闊的西北路地區發展農業,不僅在遼朝初期滿足了契丹民族對農產品的需求,而且保障了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

  關鍵詞:遼朝;上京道;農業發展軌跡

農業發展

  遼朝上京道所轄范圍占遼朝國土面積近二分之一,主要包括今俄羅斯南部、蒙古國全部、新疆東北部、內蒙古東部地區以及東北三省部分地區。這一地區緯度較高、氣溫較低、無霜期短并且氣候干燥,農業生產相較于中原傳統農耕地區有著一定的劣勢。在農耕民族進入之前,此地居民大多過著游牧漁獵的生活,世代居于此的契丹人也不例外。

  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機開始于上京道試行農業,上京道由此進入了農牧并行的時代。目前學界對于上京道農業發展大多集中于農業地理、農業與環境人口的關系①以及農業發展程度、農業政策②等方面,有關農業發展的走向及其原因方面的成果則較為少見,本文試圖從遼朝上京道農業發展趨勢入手,對影響趨勢走向的內在原因進行剖析,求正于方家。

  一、并非“仰給畜牧”———契丹人的前農業時代

  契丹人最初活動于上京臨潢地區,這里年降水量僅有400mm左右,呈半干旱灌木草原景觀。③在農業民族正式進入之前,上京地區幾無農業可言。由于地理環境與中原地區殊異,生活于此的契丹人與中原農耕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迥然不同,所謂“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

  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獵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④,正是對二者差異的具體描述。相關史書亦載契丹人世代“逐寒暑,隨水草畜牧”⑤,居無定所,以游牧、畋獵為業,“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為衣食”⑥,明確指出在接觸到農業之前,契丹人的日常生活所需盡皆倚靠游牧、畋獵所得。

  但實際情況卻未必如此,因為游牧業的維系離不開傳統農業的支持。①早在北魏太武帝時期(424—450),契丹古八部就“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于和龍、密云之間”,②契丹交易之所得當包含糧食、茶葉、布匹等契丹所不產之物,契丹人亦由此接觸到了農業社會,認識了農業文明。

  公元五世紀正是“中國北部和周邊游牧民族世居地氣候急劇惡化的時期,北方游牧民族賴以生存的草原越來越不適于居住”③,恰逢此時高句麗對契丹的襲擾令其困擾不已,在內憂外患的驅使下,契丹首領于北魏太和三年(479)率眾內附至大凌河流域。內附的契丹人得以直接接觸到大凌河流域的農業文明,亦更頻繁地同中原地區往來,這給契丹人的生活帶來了些許轉變,他們的日常給用從“仰給畜牧”至間雜漢物,農業文明已經逐漸滲透到契丹人的衣食住行中。盡管日常生活中農產品所占比例逐漸增加,但契丹人的生產結構卻未發生變化,依舊是單純的游牧、畋獵,日常所需的農產品盡皆來自中原。

  契丹人對農業文明的需求隨著同中原地區的交往日益加強,縱向來看,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北魏太和年間,契丹曾向北魏政府告饑,“高祖矜之,聽其入關市糴”④。據《魏書》記載,太和年間北魏水旱災害頻仍,結合前文關于五世紀氣候的描述則可以推知當時契丹人所生活的大凌河流域亦未能幸免。

  日常游牧、畋獵所得既不能自足,向來交易之周邊農民同樣為天災所困,只得向北魏朝廷告饑以求渡過難關,契丹人此舉說明他們對于同中原地區的交易已經較為常見。及至唐高祖武德年間,契丹人再次大規模內附,同樣被安置在大凌河流域,同中原的交往較之前代更為密切,受冊、聯姻、互市、朝貢等各種方式途徑的接觸使契丹人生活中的農業成分愈重,契丹內部從上至下對農產品皆抱持著歡迎的態度。唐玄宗時曾一次性賜給契丹絹綿五萬匹,特別強調“其物雜以絹布,務令平均”⑤,可見紡織品在契丹日常生活中需求量比較大。

  自北魏至遼建國數百年間,契丹屢次內遷至大凌河流域,其與中原交往日益深入,其對中原農業文明的依賴也隨之加深。契丹自涅里時代(8世紀中后期)就開始了對農業的探索。自涅里重新恢復可突于時代所采取的游離于唐朝與回鶻汗國之間的統治方略,就“意味著契丹部落完全喪失了可能來自于唐王朝的支持與扶助的發展途徑”⑥。可以推斷契丹來自中原的農產品大幅度縮水,已不能滿足契丹人的日常需要。⑦

  故而此時才有涅里“教耕織”之舉,無非是對發展自身農業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是否成功,具體細節由于史料之匱乏已不可考,隨著涅里離世,阻午可汗重新歸附唐朝,契丹恢復了農產品的重要獲取途徑,故涅里去世后直至唐末契丹社會并無發展農業的現實需求,涅里所做的農業嘗試暫告一段落。

  綜上所述,在農業生產正式進入契丹社會之前,契丹人盡管曾經試圖在部落中發展農業生產,但也僅停留在教民耕織的粗淺層面,這僅僅是涅里等人的淺嘗輒止,并未能改變契丹單一的游牧、畋獵的生產結構。此時契丹人對財富的衡量仍然是以馬為標準的,所謂“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①,《遼史》中“契丹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乃給官名曰舍利”的記載恰好印證了這一點。②

  但是契丹人的生活也并非“生生之資,仰給畜牧”,而是隨著同中原王朝接觸的日益深入對農產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故而在不能得到中原王朝的物資供給時,契丹領袖才會萌生興農之意。雖然這種現象在契丹發展的過程中有如曇花一現,但重視農業生產的意識卻并未磨滅,終于在百余年后重又萌發終于結果。

  二、上京道的農業進程

  唐朝末年契丹首領因農產品不能自中原獲取,故而重新探索發展農業的可能性。這一次探索較之涅里時期無疑是成功的。不僅持續的時間貫穿整個遼朝,而且規模更大,甚至延伸至漠北腹地,發展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

  (一)龍庭興農———上京道農業的第一步

  涅里之后一百年,契丹首領再次嘗試發展農業,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祖父及父輩們都曾經致力于農業生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③這一時期正值唐末中原混亂無力顧及東北部的契丹等游牧民族,契丹趁機壯大,不僅吞并了奚的一部分,并且俘獲了很多漢族人口,契丹人發展農業的條件較之涅里時代已經成熟了許多。

  可以這樣說,涅里時期的農業僅僅是契丹人對于農業生產的一種嘗試,而勻德實、述瀾等人的努力則更多借助于漢人以及稍早已經發展農業的奚人的經驗及帶頭作用,待到阿保機設立漢城,契丹人探索農業發展道路的工作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唐天復二年(902),阿保機破代北,遷其民,建龍化州于上京道安之,這是農業人口第一次大規模的進駐上京道。

  《遼史·地理志》記載:“龍化州,……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稱龍庭。太祖于此建東樓。……十三年,太祖于城東金鈴岡受尊號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冊。”④從最初對龍化州的營建到于龍化州稱帝,可見龍化州作為阿保機之私城,實乃其勢力中心,故有“當李唐末,會我圣元皇帝肇國遼東”之說。⑤于此地設立漢城,可以推測阿保機對農業生產比較重視,史書中亦有“阿保機率漢人耕種”之記載。⑥

  可以說上京道的農業發展并沒有經歷萌芽階段,而是從開始就具備了一定的規模,這是因為大批的漢族人口被有計劃地安置在了上京地區。⑦阿保機之所以大規模的俘虜漢族人口,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漢人進入契丹故地從事農業生產,蓋因此時契丹與中原戰火已燃,再欲通過和平的方式獲取農產品已大不可能,自力更生、營建漢城以提供必須的農產品已成了當務之急。⑧阿保機營建漢城的舉動不僅保證了一定程度的農產品需求,亦為阿保機實力的壯大提供了巨大助力,其于日后能夠“變家為國”所賴農業多矣。

  阿保機這種使善牧者牧,精耕者耕的統治方式無疑是成功的,它在保持契丹人傳統生產方式的同時又能夠借漢人之力滿足契丹人日益增長的對農產品的需求,這其實是一種變相的自力更生。于龍化州進行的農業生產,其成效應當是比較顯著的,大量漢民的勞作使得農業生產迅速走上軌道,阿保機也因而能夠快速的積累財富,增強實力,為統一契丹諸部奠定的堅實了基礎。

  (二)松漠千里作花插———勃興的插花田

  遼太祖五年(911),契丹疆域已經“東際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①,阿保機的勢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從前私城的范圍,那么在興建漢城過程中盡嘗好處的阿保機自然不會放棄對“地宜種植”的臨潢地區進行農業開發。②圖其者眾而可倚者寡,更需要發展農業生產來提升國力,臨潢地區的農業由是得以開發。尤其在“諸弟之亂”平定之后,遼朝皇權穩固,更可以放手進行生產建設,大量的漢族人口于是進入上京地區,遼太祖天顯元年(926),遼滅渤海,上京地區又陸續迎來了大量長于耕種的渤海人。

  漢人、渤海人的先后到來為臨潢地區帶來了大量的農業人口,移民數量之大亦遠非幾座漢城能夠容納,遼朝因此設置了為數可觀的州縣,這些州縣集中分布在上京道東部,尤以臨潢地區與醫巫閭山北端最為密集,基本上都坐落在草原上的宜農地區。這些農耕區有別于中原地區沃野千里的景象,而是以草原上固定的州縣為中心呈大小不一的斑點狀分布,前輩學者將這種斑點式農業區形象地稱為“插花田”③。

  對臨潢地區的農業開發,收效應當是比較迅速的,胡嶠《陷虜記》曾對上京臨潢府有過描述:“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牴、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④可以看出,遼太宗會同年間臨潢府已經頗類中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用來充當貨幣的物品已經是紡織品了。

  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其一,上京地區的紡織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其二,馬匹作為衡量財富標準的地位開始動搖。農業人口的大量遷入與辛勤勞作,改變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結構,農業不再是上京地區難得一見的生產方式,而是與游牧并行的重要經濟構成。臨潢地區農業初具規模后,醫巫閭山北端的農業開始逐步興起。醫巫閭山以北的農業區同樣以插花田的形式呈現,與臨潢地區不同的是,這里更為宜農且多為貴族所據有之頭下軍州。有遼一代,唯“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⑤

  頭下軍州作為遼朝地方行政單位的一種,具有其明顯的特殊性:作為契丹貴族的私城,它并不同于傳統的游牧份地,反而帶有南面方州制的色彩;作為南面方州官系統下的單位,卻又不同于一般性質的州縣,反而歸屬于契丹貴族的私人勢力。這種特殊性并非自頭下形態初具時便與之相伴生,而是在遼朝建國后逐漸吸收中原制度文化的過程中漸漸形成的。可考的頭下州數量,遠超《地理志》所載,目前可知大約有四十四個之多,⑥“主要都集中分布于遼的原始根據地”⑦,所謂“原始根據地”,正是阿保機肇興之遼東。

  絕大多數頭下軍州均設置于遼太祖天顯元年(926)以后,蓋此時遼朝已經西平諸部,東取渤海,北方的戰略目標已經階段性完成,尚未完全脫離部落聯盟性質的遼朝勢必要在貴族內部進行利益分配,準貴族以俘奴設置頭下軍州正是契丹傳統的利益分配方式之一。遼東一地其實并非阿保機一人之遼東,其家族成員大多以戰爭所獲在此地設立私城,龍化州只是世里家族眾人在此地設立的私城之一。

  阿保機稱帝后,于四樓之間四時轉徙,漸漸由遼東地區抽身而出,開始逐漸將勢力轉移到此,在這種情況下,首先經營四樓之間的地區則屬常情。“諸弟之亂”的爆發,契丹傳統勢力的強大更加凸顯,為保證在皇權勢力不被分割的前提下滿足貴族分配利益的需求,契丹的“原始根據地”中被允許設置了為數不少的頭下軍州,醫巫閭山以北就是頭下軍州較為密集的地區之一。

  同時,渤海初定,遼東地區的戰略位置益發重要,夯實遼東基礎以防范渤海故地勢力反撲亦是重中之重。大量頭下軍州的設立后,醫巫閭山以北地區的農業發展開始漸上軌道,由于地理條件在上京道內較有優勢,這一地區的農業發展水平也相對較高,不僅能夠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糧食產量應當還能有相當數量的盈余。①

  可見醫巫閭山以北地區建頭下州的模式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皇權與傳統勢力間的矛盾,同時又提高了遼東地區的經濟軍事實力。西遼河流域集中了上京地區的大部分農業聚落,具體看其發展脈絡應該是自龍化州的嘗試成功后隨即向臨潢地區推而廣之,繼而又于醫巫閭山以北地區大力推行。究其原因,從根本上講,乃是遼朝君主與貴族勢力博弈的結果,是化家為國這一實踐的具體體現。

  (三)絲路“圖釘”———屯墾西北

  遼天祚帝保大四年(1124),耶律大石率二百人自夾山向北而行,三日至白達達部。再西行,至鎮州,并于此召集十八部首領會議,得精兵數萬,威震西域之西遼即肇興于此,此后耶律大石整軍出征,自鎮州起一路向西,直至中亞起兒漫(今撒馬爾罕與布哈拉之間)。

  耶律大石西征路線雖是行軍路線,商旅亦可由之,遼代草原絲綢之路某些部分大體與此重合,這條路線可說是東西通衢之要道,以鎮州為代表的若干邊防城則可說是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鎖鑰之地,其穩固與否對于遼朝西北邊陲之穩定與溝通西方來說至關重要。此路線基本屬遼朝西北路,大漠以北的廣大地區湖泊縱橫,水草豐沛,是畜牧的上佳之所,長期生活于此地的阻卜、烏古、敵烈等部族一直延續著游牧的生產范式,至于農業則幾乎空白,雖然唐代已經有敵烈先世拔野古地區“少耕獲”的記載,②但所占比例應極少,并不能對生產生活方式產生影響。遼太祖天贊三年(924)六月,下詔“大舉征吐渾、黨項、阻卜等部”,九月“次古回鶻城,勒石記功”,十月又“遣兵逾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③

  然而對西北路地區的經營,實際上始于太宗會同二年(939)將契丹三石烈移至于諧里河(今加集木爾河)、臚朐河(今克魯倫河)一帶,次年又擴至海勒水(今海拉爾河)流域,三石烈皆令耕種。農業移民的進駐將定居生活帶入了這一地區,同時農業聚落的形成不僅使得移民盡可能的集中也保障了移民的穩定生活。然而僅三石烈的移民實在不能夠對漠北地區形成實質性的占有,點綴在廣闊漠北的少量農業聚落在烏古、敵烈的騎兵面前仍然不堪一擊。

  但是太宗的這一舉措依舊為后世君主做出了示范,即可以通過屯田、營田的方式來保障遷移至漠北地區的居民生活甚至可以解決軍隊的后勤供給,從而增強對此區域的控制力度。太宗去世后,遼朝進入了一個相對動蕩的時期,對西北路的經營因此告一段落,遼穆宗應歷十四年(964)至十七年(967)間甚至爆發了持續三年之久的烏古、敵烈、室韋諸部叛亂,草原絲綢之路也隨之中斷。

  直到遼景宗保寧三年(971),西北路招討司設置,對西北路的經營復又開始且規模更勝往昔。西北路招討司前期駐于臚朐河一帶,圣宗時屯田、營田開始推行后,于統和二十二年(1004)置鎮州,“選諸部族二萬余騎充屯軍,……渤海、女直、漢人流配之家七百余戶,分居鎮、維、防三州。”④

  自西北路招討司治所轉至鎮州,遼朝勢力正式進駐漠北腹地,不僅由臚朐河流域更向西擴展,且開始有駐軍鎮守。兩萬大軍的日常所需是非常龐大的,戍守之地又距上京千里之遙,物資供給實在不便,雖然同時遷去七百余戶平民,但要保證兩萬余人的后勤則實在困難,于是在發展營田的同時,亦大力發展屯田。

  不惟如此,為了確保西北邊疆的物資供給與控制力度,特別強調西北部諸邊防城“因屯戍而立,務據形勝,不資丁賦”⑤,可以說明在西北路發展農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駐軍的供給,從而達到控扼西北諸部的目的。圣宗以降遼代諸帝,均未放松對西北地區屯墾的經營,即便如耶律唐古、蕭韓家奴等重臣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遼朝經略西北“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亦未略加放松。①

  雖然西北路招討司主要體現的是一種威懾力而非真正的控制力,對于西北的廣大地域僅能依靠以鎮州為代表的幾個軍事據點進行控制,②但由于屯田與營田的存在,遼朝西北路諸邊防城尚能保持穩固。可以這樣說,農業是將遼朝軍隊固定在西北邊疆的“圖釘”,有遼一代,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不絕多賴于此。

  鎮州等地則因為農業生產而得以在遼境大部陷落的情況下依舊保證萬余人的駐軍規模以及正常物資供給,亦為耶律大石最終稱雄中亞地區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簡而言之,遼朝上京道的農業基本上是由東南向西北的方向發展,這與遼朝勢力擴展的趨勢基本吻合,③上京道本無農業,在草原游牧地區發展農業主要是為了滿足契丹人對于農產品的需求,故而才會有意將大量俘獲人口遷往上京道令其從事農業生產。

  而當遼朝擁有了南京道后,農業上對上京道的需求便不再迫切,尤其“澶淵之盟”締結后,對中原戰爭減少,俘獲人口數量隨之大規模減少,不可能再將大量農業人口遷入上京道。并且圣宗時期,上京道地區的自然環境已經明顯開始惡化,不僅沙地面積開始擴大,沙塵暴天氣也開始頻繁出現,④此時的上京道較之以往更加不適宜農業發展了。因此從圣宗時期開始,除西北路的屯田、營田是因經略西北的需要而繼續加以重視之外,其余地區的農業基本上沒有再繼續擴大規模。

  三、上京道農業發展之影響與評價

  遼朝上京道的農業發展始于太祖阿保機建國之前,雖然隨著遼朝中央政權的推進而步步推進,然其在上京道經濟構成中所占的比例實則有限,并不能改變畜牧業的主導地位。但是于上京道的農業開發,其所帶來的影響又不僅限于經濟一域。

  首先,改變了上京道單一的生產結構。契丹人雖早在北魏時期就已經接觸并熟悉了農產品,然其卻并不致力于發展農業生產,及至外援中斷才萌生興農之意。雖然所占比例不多,但其經濟貢獻卻不容小覷,《遼史·食貨志》載:“遼地半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獲及其時,黍、稌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自遼初年,農谷充羨,賑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余。”⑤又有道宗年間耶律唐古“率眾田臚朐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⑥凡此記載,不一而足。其次,增強中央政權控制力。

  在農業生產進入上京道之前,上京道并無定居生活,契丹人“草居野次,靡有定所”⑦,四時隨水草遷徙,對已占有區域并不能夠形成強有力的控制。且游牧的特殊性決定契丹人平時集中性不強,居住相對分散,則凝聚力與向心力較差,部落之間摩擦或時有發生。同時游牧生產承受自然災害的能力也較差,歷代史書中常有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天災陷入困境的記載,契丹先世亦曾因天災向中原乞援。

  而農業在上京道漸漸發展后,在滿足對農產品基本需要的同時,定居生活的出現也為“歲歲作樓居”的契丹人提供了必要的物資保障,同時也更有效的鞏固了對農業州縣的統治。尤其是在西北路進行的農業生產,即便在遼朝后期國勢漸衰的情況下都可以確保駐軍的供給,牢牢地將駐軍釘在西北路,穩定了西北路局勢,保障了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而其彰顯了遼朝作為“北中國”的威勢與震懾力。

  農業方向刊物推薦:生態農業發展新技巧應用戰略

  文章主要以恭城縣生態農業的發展管理為例介紹了現在農業管理的新模式。目前恭城生態農業圍繞沼氣池建設展開,通過結合地方農業特色和自然地理條件,進一步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和配置農業生產資源,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益,也促進了地方生態健康發展。


?
更多>>
? ssc御彩轩计划软件